机缘巧合之下收藏的年出版的《岑溪市志》（第一版第一次印刷只有册），在其序言中提到：
“岑溪从明代开始曾先后由政府或个人编过七次志书，现在能看到的仅剩下两本：一是民国23年（年重印清乾隆四年（）编的铅印本；一是解放后年编成的油印本......）”（原文如此）
其实还有一本的：台湾成文出版社于中华民国五十六年（）影印民国23年（）版本！
我们从这些版本的序言之中，可以知道这些版本的出版由来及过程，也是一个很好的历史故事。
下面我们逐一说一说有关这些旧县志序言里的那些事儿：
1.清康熙二十二年（年）高熊徽编修的《岑溪县志》序
古者采风之职，专于太史，故列国皆有史官。迨秦废封建，而列国之史官始废，此郡邑志之不可不亟举也。岑旧有志，毁于兵，仅存残编，缺而不备。先达李公景元尝一纂辑，尚未成书，亦遭兵毁。今年夏，徵奉宪委协理志局；阖省郡邑乘，悉得披览。阅岑溪志书，止载山川土田，期间名宦、人物、兵防、财赋、选举、节烈、仙释、艺文俱缺然。
康熙二十二年高熊徽无有，心甚慨然。因从府志、省志内旁蒐博采，凡系岑事者悉为录出，已略成编。欲授之梓人，顾毡寒橐罄，力不如心。适痒友李君泰生以应贡抵省，就商之。李君日：“修志美举，昔先人有志未逮，子能成先人之志。今邑父母赵公，政通人和，留心典故；学师麦君、县尉吴君，皆能相与有成。子曷不以告。”爰为言付李君归，以告诸当事及同志者。
曾旅居岑溪的清高密诗派诗人李宪暠（于年前后所作）《高渭南祠》：
“已拜榕门墓，
横山万树松。
古人不可作，
更有渭南翁。”
此诗中的“渭南翁”即高熊徵，高熊徵(～)字渭南，广西岑溪归义乡人，其原籍在山东，祖先游宦至广东，明末兵乱，迁至广西。顺治十七年（）中庚子副榜贡生。
康熙十三年(年)吴三桂叛清，“康熙十三年()六月，附吴三桂反清的广西安远将军孙延龄派其部将孙云客督藤县土镇吴凤领兵攻破岑溪县城”，高熊徵拟《讨吴三桂檄文》、《平滇三策》，并组织乡兵与官军讨伐入岑之叛军，有记载“康熙十三年()八月，归义谢村的副榜贡生高熊徽领乡兵收复县城，斩陈士龙于孝子祠后”。
康熙十八年六月高熊徽被委为浔州府教授；十月任桂林府教授，任教职之余，还受命督修《通省赋役全书》，撰稿编修《广西通志》、《桂林府志》、《临桂县志》、《思明府志》、《安南志纪要》和《岑溪县志》等6种地方志书。
从高熊徵上面所写的序中：“先达李公景元尝一纂辑”，我们知道其实在他编修这一版本的《岑溪县志》之前，已经有知名先辈（李公景元）在做（编修岑溪地方志）这一件事了，只是“尚未成书，亦遭兵毁。”（先达：德行高、学问深的知名先辈）
此“李公景元”，我猜测有可能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李景元。
2.有资料说：康熙二十四年()陈天植主持编修《岑溪县志》四卷，今佚。此位“陈天植”，查得到的资料不多，有研究说《乾隆温州府志》有同治间补传。云：陈天植，字槐吉，永嘉人。明赠光禄大夫朝之孙。知延安、吉安、梧州三郡，历有异绩，政声显著。
陈天植还编纂过《梧州府志》二十卷。康熙二十四年(年)，陈天植任梧州知府。他主修《梧州府志》，与同僚属捐俸，于二十六年付梓。该书已佚。
在乾隆府志中保留的陈天植的序言中可以了解到该书的编纂过程。其云：“乃购求遗书，无有应者。今岁，复锐意谘访，于苍梧绅士家得谢君惠刻本十二卷，盖原始于明万历初郡守林乔楠及陈鉴、陈熙韶增修之本。然皆蠹蚀之余。”
可能这个陈天植在编修《梧州府志》的同时编修了《岑溪县志》。
3.乾隆四年（年）何梦瑶编修的《岑溪县志》序。
仆待罪岑溪将四载矣，行且调去，念无以遗我父老子弟，用与诸绅士修辑邑乘。自夏迄冬，书成，凡四卷，文不加于旧志，而隶事既多且详。独地处荒僻，苦无藏书广资考订，挂漏舛误，知所不免，以是遗我父老兄弟，幸共正之。
乾隆四年孟秋望日南海何梦瑶
该序的作者何梦瑶，为清朝雍正（）时我们岑溪的县令。这位何梦瑶知县曾在乾隆四年（年）主持编修《岑溪县志》四卷。
何梦瑶(-年)，字报之，号西池，广东南海人。其"毕业于粤秀书院，初习儒，雍正八年()进士，官至知州(正五品)。其后尝任义宁、阳朔、岑溪、思恩等县县令.....（关于何梦瑶县令的故事详见之前写的《岑溪明代清代知县名册》一文，在此不再多说）
其在序中说“仆待罪岑溪将四载矣，行且调去，念无以遗我父老子弟，用与诸绅士修辑邑乘”，意即(我)已在岑溪做了四年的父母官，就要调走了，但想到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岑溪的父老乡亲的，那就与诸位士绅一起修辑好这本《岑溪县志》，以留给各位岑溪的父老乡亲们吧。（绅士：旧称地方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一般是地主或退职官僚。邑乘：县志;地方志。）
所以，几百年后我们岑溪人认为这位何梦瑶知县“确是一位对我们岑溪有大贡献的知县大人”！
5.乾隆九年（年），知县刘廷栋续修乾隆四年何梦瑶版《岑溪县志》，即为现流传的乾隆版。
4.民国23年（年）重印清乾隆四年（）编的铅印本。
民国重刊《岑溪县志》序
本邑县志修自逊清乾隆初间，迄今二百余年矣。续修不知何时，而原本已留存无几。去年余忝充省志采辑员，须是书参考。遍查县内，仅得两本而又残缺不完，计首卷兵防门缺去数页，次卷文艺门亦缺一页，中间蠹蚀之处又复不少。若迟之数十年，恐断简残编亦不可得，后之人纵有志编修，其如文献之无徵何!而本邑之往事，亦惟付诸阙文之列已耳，岂非考古者之憾事欤!爰于省志采辑完峻后，商请梁县长提拨公款，将该志重行付刊，并通令学校暨区乡公所，均各购存一本。存书既多，斯湮没不易，庶一邑之历史，藉以保存，而后人之纂修，可资参考已。谨记始末以俟来者。
邑人梁景熙识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三十日
民国这个版本的印制，从序言中我们知道其确实波折，最后虽然“将该志重行付刊，并通令学校暨区乡公所，均各购存一本”，即政府下令各政府部门、学校各保存一本，本意是“存书既多，斯湮没不易，庶一邑之历史，藉以保存”，希望多处保存，多种方式保存，以防止像明清时候的旧志一样“残缺不完”，“留存无几”，只是可惜，意愿是好的，奈何之后因战乱等诸多因素，保存情况还是不太理想，但至少有为数不多的民国版旧志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也算没有辜负我们岑溪这位民国编修者当初的愿望了。
5.台湾成文出版社于中华民国五十六年（）影印民国23年（）版的版本！
此影印版的《岑溪县志》属中国方志丛书系列中的一本。中国方志丛书是由台湾成文出版社编辑的，出版时间为：民国55年至59年、36年至65年、72年至74年，一共影印册方志。
成文出版社成立于年，是台湾地区的一家出版机构。其提供学术性资料、文献档案之整编与出版。已出版5,种中文及馀种英文书籍。包括工具参考书、通史、断代历史、各朝法律书、档案文献、通志、府州县志、政府公报及哲学着作及先秦诸子资料集成。
此影印版《岑溪县志》中附有《中国方志丛书导言》一文，其对于方志的说法，虽然已过去几十年，但对于我们想认识本地历史的读书人，仍值得一读：
比如
“方志自从明代提倡编纂，清代便昌盛起来。”
“地方志随时代前进，倡于明代，盛于清代，现已成为史籍中的要角了。这便是我们要介绍方志的缘由”
“明清以来，方志成为地方官参照施政的要览。若说依据方志便能了解该地的全情，未免太过于夸张，所以研读方志只能说有助于了解一地的过去情况，提供历史专题研究的翔实史料”
《中国方志丛书导言》
“
论我国史籍的源流，要以尚书和春秋最古。章学诚（—）有六经皆史的说法，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是先王的政典。龚自珍（—）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易经是卜筮的史，书经是记言的史，春秋是记事的史。国风是史官采自民间的诗而要付之司乐的，雅颂是史官采自上大夫的，礼记是一代的律令，皆归史官守藏。
这样看来，都是与史有缘的。参证后来把会典、通典、通考各种专记律令文献的著作，也列入史籍，这足以说明我们要研究社会全面文化的时候，自然要扩大史料的征集范围。否则，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里。无论如何，依今日图书分类愈趋精密的眼光来看，尚书和春秋，总该是上古的珍贵史籍。
自从汉代司马迁作史记，班固父子作汉书，一般人的观念中便有经和史的分辨。魏晋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风气大开，诗赋杂说，论著更多，汇存的书籍越来越丰富。本来根据内容把图书分类列为七略，到了晋时又有四部的划分。把兵书、方技、术数并入子部，诗赋归入集部，成为经、史、子、集四部。这种分类的意义，好像是说，经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会文化发展的迹象，子是个人发掘的理性，集是个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现。
经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铸成东方文化注重通贯综合的学术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摄并存，蔑视抽象的分派对立，技艺在学术上不被尊重，于是文人学士把经史缠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开。一直传沿到清代乾隆开馆重整四库，分类扔然照旧，史部中罗列了十五类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种。史籍虽然很多，后人却终不能整编归纳成一部完备而有系统的中国通史和文化史。
试看民国十九年瞿兑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叹道：吾国人之不能认识了解吾民族性者盖有由矣，无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体社会活动之迹，而徒措意于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犹乎吾曹今日但知环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动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远者其思想行动乃胶附于数百干年之前而少所变也。
又余绍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说：今者国史之业，既无专司，而著作体裁亦宜异变。必当参用通志之例，广载各地方社会情形，而不能偏重于中央政治，乃事理之当然，亦时势所必至，若是则有赖于方志者益多。近世以来，政治凌夷，虽屡变而不能中理合度协于人情，国事臲卼（neiwu四声，意为动摇不安的样子），职是之由。这样看来，我国累存的史料确是不少，可惜史学研究上还待重行检讨哩!
唐宋以来，典籍的编纂却也演进许多，官修的演化为编年体的皇家实录、纪传体的正史、有关礼法的会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纪传体的正史、别史、编年体的通鉴、以事为纲的记事本末、属于典志的通考、通典专史，体裁和内容都有进步。史学上也诞生了两位杰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刘知几（—），他取诸家所作的史籍，阐明义理、商榷利病，遗存传世的有史通一书，独具评论性。另一位是章学诚，曾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过毕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视方志，亲历其事，而又提出具体建议的第一人。这两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学硕彦。
人类自从有了时间观念，再也斩不断过去、现在、未来的锁链。这是历史兴趣的根源。有了空间观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识。生活演进，使文物制度日渐繁复。历史的探讨便由几何直线扩展到横面的伸展。中国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气候不同，先前的交通远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凭少数人编纂的国史，显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会全盘现象。地方志随时代前进，倡于明代，盛于清代，现已成为史籍中的要角了。这便是我们要介绍方志的缘由。
方志自从明代提倡编纂，清代便昌盛起来。托庇于国学首先注重经史，再加文史素来兼顾的余晖，早年馆库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准。其实，在政府的通令鼓励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业业，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资信实的，并不限于官府的藏本。
据朱士嘉统计：清代编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种，康熙间完成一二八六种，乾隆间又有一〇二四种；直隶最多，有四〇三种，四川、江西、山东、河南、陕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种以上。他在一九三零年统计我国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种，一九三五年统计总数为五八三三种，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零种，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零零种。这样，总数就达到七二六二种。比起正史来，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凭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浏览一遍的。
但是我们原也不必去做那种迂事，只要知道这是历史方面还未开发的山林，可以发掘的宝藏很多。现在试依顾颉刚在中国地方志综录引述的一般方志纪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积、分野；政治——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经济——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社会——风俗、方言、寺观、祥异；文献——人物、艺文、金石、古迹，便知方志内容广泛，而且他的取材，来自档案、函礼、碑碣，是很可信实的。真正说“以校正史，则正史现其粗疏”而已。这是说地方志在数量和内容方面也成为史籍中的要角。
民国十九年，瞿兑之出版的方志稿，概括江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旧志沿革、卷数次，并且辨体例，评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辅导研读方志的文献。此外，民国二十年故宫所藏方志编目刊行，二十二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承京师图书馆和北海图书馆合并之后，藏有方志三千八百余种，也编有目录。二十三年朱士嘉编中国地方志综录，罗列了五千多种。朱士嘉在北平所见的不过三千种，后又得上海涵芬楼直省志母，徐家汇天主堂藏书、金陵大学、南洋中学、中山大学诸书目，并知王绶珊藏有一千多种，又幸得美国国会图书馆方志简目，美国哈佛大学也藏有我国的方志，国内的教会学校更对方志发生兴趣，这个时代的中西史学精神也就可以窥见一斑。
我国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于史料的体例形式，精神已堕入治乱衰替的环循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释人性各方面活动史实，但是今日经过科学洗礼以后，我们要弄清楚几点：
一是凭借文字和古物研究历史，并不能使过去的史实完全再现，再说没件历史史实都有它的特殊性，能使它再现的，仅是依靠我们人的经验和直觉。
二是科学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现，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学上就不简单了，我们要尽量注意它的特殊面。
三是现代史学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艺术以至文学方面应有广泛的研讨。
四是历史研究者须有哲学气质，参用科学的方法，获取艺术的成果。五是对史实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释，只能做一个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历史学者。
我们现在应该知道，中国历史在传统的史籍之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还有一种家谱是氏族性的史料。这方志学与家谱，是可以帮助史学家分别根据人、时、地、物四个因素来研究事态的始末，开展崭新的历史叙述。为了适应时代需要，树立清晰而有系统的概念，我们把选印本方志丛书的范畴，暂定为乡、县、府、郡、行政区的地方史，及各种叙一物一事的专志等（如泸水志、庐山志）。
明清以来，方志成为地方官参照施政的要览。若说依据方志便能了解该地的全情，未免太过于夸张，所以研读方志只能说有助于了解一地的过去情况，提供历史专题研究的翔实史料，而且要从多种方志去探求同一节目，效果就高得多，现在把方志的功用，试述几个实例如下：
1、朱彝尊日下旧闻，陆心源宋史翼，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大多由各种方志取材；
2、陈垣的元人也里可温考，据至顺镇江志而作；
3、张亮丞菲律宾史上的李马奔真人考，据闽粤方志而成；
4、日人桑原骘藏作宋末提举市舶船西域宽叶香蒲寿庚的事迹，援引闽方志多种；
5、日人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何炳棣中国人口论，皆据很多方志的资料；
6、专从物产而言：乾隆时丰润县志记载扇子本为朝鲜进贡大臣随员售来民间，
但品级低劣，不为一般人喜爱，丰润人利用竹枝、风景、花鸟画改良后，风行一时。这是涉及朝贡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国的早熟稻种；
7、元李好文长安志图，详载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筑堤的经费、征工的资料，可供稽考；
8、地方赋役的负担，也可从方志比较轻重；
9、往日的水陆交通、驿站距离，也可查知考证；
10、乡村市集、地方商业、对外贸易、典当、矿业，皆可在方志查考。苏州府志有论孙春阳杂货店的记述。高阳县志论棉纺工业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及各地市场情况，直叙到其后的衰落。这是工商荣衰渐变的史实；
11、章学诚永清县志对县衙组织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宜找到的资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学、义学、书院、学田、科学应考生的旅费等，也可从方志查考；
13、风俗、节日、寺院、坛观、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丰富的记载可资考证；
14、少数民族如苗、瑶的风俗，方志记载也很可靠；
15、历任地方官的姓名、科举名录，更是考证上的极好资料。
从这些功用看来，方志确也含有一部分地理资料。乾隆四库全书把它列入史部十五个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这个缘故。
到此，我们也要叙一叙方志的起源。
有人认为汉袁康的越绝书，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图经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
考据起来，由隋炀帝诏令天下各郡上呈当地风俗习惯及地图，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报人口一次，宋代又令闰月的年份要编图经上呈朝廷，皆是图经进展的实迹。
宋代的志书已增列人物艺文，但遗存的很少。元代窗边一统志，明代修纂一统志，因而征求各省志书，方志的形态渐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国继续修纂，有些省区急迫地限令六个月内完成，内容自然就不免浮滥的讥评，所以刊本虽多，选读的时候还需思量一下。
本社致力于影印中国文史社会科学名著有年，此次选印的方志丛书，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观点，精选善本影印发型。更进一步，倘若国内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愿收入这部丛书，以贯彻素来发扬的中国文化精神。
中华民国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谟谨识于成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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