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则记录：

“岑溪橘园书院，各旧志及府、县志不载橘园书院。盖明万历十年（年），复申毁书院之令，是以度而无传耳。今据《县志》所录冯承芳《橘园书院记》载之。”

而我们之前在《谈古说今话岑溪：县学、社学、义学和书院》一文中，对于“橘园书院”，曾经也介绍过：

“

明嘉靖三十八年()，爱士如子的县教谕李时(号橘园)在任病故，士子特于学宫旁建橘园书院纪念。隆庆四年()其子李良臣任监察御史，到广西监临试事，亲至岑溪为书院捐置学田。

”

要解读上面的两则记述，我们先了解下有关古代书院以及我们广西书院的一些知识：

书院: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与宋，废止于清。

我们广西的书院开始自南宋，南宋偏江南，卧薪尝胆，要收复江北河山，发奋努力，大兴文教，为纪念唐宋时来过广西或讲学者而建立祠庙或书院，以怀念先贤振奋精神。

南宋建书院12所，元代建书院1所，明代建书院74所，清代建所。清光绪二十八年（年），朝廷下令改书院为学堂。民国时期还建两所书院。自南宋绍兴起至民国18年止，广西建置书院历时近年。

广西书院的建立自东向西发展，东部、东南部开发比较早，文教比较发达，西部、西北部较晚。

我们广西的书院很多是祠庙与书院合在一起的，书院的教育宗旨为明伦、进德、修业、亲贤，州县的书院其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一般书院的主要任务是普及培养秀才。

书院有省办、府办、州办、县办、公办、私办，办学形式多种多样。岑溪橘园书院的建立是因为当时的岑溪士子感恩县教谕李时(号橘园)的“爱士如子”，在其病故后“特于学宫旁建橘园书院纪念”，所以，岑溪橘园书院应属民办或私办。

当时朝廷礼部主管教育，省抚院由学政主管，府由教谕主管，州县由学正主管。由书院所在地的知县、知州、知府延聘经明行修、品学兼备学者为山长具体管理书院，公举（公开选举）绅士，值年、值事管理书院经济。

其实当官的人也兼当书院的教师这样的情况很是普遍，而巡抚、学政、知府、知州、知县、学正、教谕等官员亲自到所在地书院上课，称为官课。当官的亲自到书院上课，对于推行和贯彻当时朝廷的一些政策确实很有好处。

我们在之前的《谈古说今话岑溪：易使桥与清风亭之前世今生》一文中，亦有说到乾隆四十五年（年）岑溪知县李宪乔在岑溪期间为改变岑溪“悍恑而重利”的民风，建“清风之亭、易使之桥”，招学生办诗会，教化民众。这清朝有名的诗人李宪乔县令大人应该也像当时的很多官员一样，有到我们岑溪的书院讲学，“筑桥名易使，欲以礼共坊”，身为岑溪父母官的县令大人自然希望通过儒家的文治教育、道德教化来改变当时岑溪的百姓的观念，达到养成淳朴民风的管治目的。

现在有学者提到：“现在当县官以上的人到学校上课没有了，就是校长书记上课的也很少了。因此层层重视教育、领导亲自深入教学第一线，这个现身教法还是应该提倡的......”这种说法就比较有意思了！喜欢读书了解历史的朋友们有空可以联系古今细细体会体会。

据相关的研究，广西绝大部分书院（当然是官学之外的书院）无国家拨款，主要靠自筹经费办学，主要靠官员带头捐资，地方绅士、民众捐资，解决书院的建置和日常经费。

广西书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有：

1.朝廷拨款，拨税款。在古代皇帝赐金建书院，给书院赐匾额、赐题书；总督、巡抚、知州、知县捐俸办书院，这些情况也是常事。

2.拨公田、公地、公山等。如岑溪县学在明代有学田亩4分3厘5，每年都有收学租“以资生徒膏火”，清初，因受“三藩之乱”的战火波及，学租被充为兵饷，平定叛乱之后，康熙二十二年学租“仍以赈给贫生”，学田也由县学继续继承。

这里要顺便提下，岑溪县学的学田曾于清初被“辗转售卖，移丘换叚”，以致“渐忘其旧民产，学田混然莫别矣”，一直到雍正十三年（）“邑绅高若侗、王李民等将所有学田丘片绘图，注明四至，具呈署县”，情况才有所改善。

3.集资捐款等。广西的书院98%靠集资款建成与维持。一般由书院所在地主要官员带头倡捐，带动绅民捐资。比如我们提到的我们岑溪的“县教谕李时(号橘园)其子李良臣亲至岑溪为书院捐置学田”一事，也说明当时官员对于书院的资助和支持。

那么，岑溪橘园书院“盖明万历十年（年），复申毁书院之令，是以度而无传耳。”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

《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命毁天下书院,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以科敛民财,私创书院,坐罪着革职闲住。并其所创书院及各省私建者,俱改为公廨衙门,粮田查归里甲。不许聚集游食,扰害地方。仍敕各地巡御史提学官查访奏闻。”

《明史》卷二○曰:万历“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

《明纪》卷四○曰:万历“七年春正月戊辰,诏毁天下书院。自应府以下,凡六十四处,尽改以为公廨。”

”

明代多次禁革书院，而万历年间的这次禁革与张居正有关。

张居正（年-年7月9日），字叔大，号太岳，幼名张白圭，湖北江陵人，时人又称张江陵（今湖北荆州）。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而张居正对书院之自由讲学，持反对态度。

张居正认为书院的讲学者“摇撼朝廷，乱名实，匿蔽魄秽，趋利逃名”，而且“圣贤以经术垂训，国家以经术作人。若能体认经书，便是讲求学问。何必又别标门户，聚党空谭。”

他认为只要着力整顿好各级官学就行，因而他要求“今后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以需他日之用。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他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因而启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

至万历七年，张居正以常州知府施观民科敛民财私创书院为由，遂将天下书院概行禁革。“

上面的历史记载里，讲到：万历七年，常州知府施观民搜刮民财，私创书院，张居正便借题发挥，一面将施坐罪革职，另一面即以皇帝名义诏毁天下书院。

这是明代毁废书院最严厉的一次。

而张居正禁毁书院的真正原因，也许是其时书院讲学这一事“徒侣众盛，异趋为事”，“摇撼朝廷，爽乱名实”。

所以，嘉靖三十八年()，岑溪橘园书院建立，隆庆四年()其子李良臣亲至岑溪为书院捐置学田，而到了万历七年(),朝廷“命毁天下书院”，其时天下大书院已禁，类似我们岑溪的“橘园书院”之类小书院直到“万历十年（年），复申毁书院之令”才受到波及被关闭，且之后对于禁革书院一事可能朝廷官方是禁止议论的，特别是在我们岑溪这种小地方更甚，因而在我们岑溪本地官方记载方面也故意忽略未记载，才造成“各旧志及府、县志不载橘园书院”、“是以度而无传耳”！

除了“橘园书院”，明、清时期，岑溪县内还曾开办有其他书院，入学的有秀才和修完大馆课程准备科举考试的学子，执教者有贡生、举人、进士。

如：

藜经书院：

以读经为名，明代《梧州府志》只记其名，建废年月不详。

文昌书院：

明崇祯十二年()，知县卢日就在文昌宫设立文昌书院。清康熙四十三年()知县张义重修。

文公书舍：

清康熙六年()，大隆乡绅黄应宣等倡办文公书舍于福隆围，有文公会田奉祀韩昌黎及供学子灯油、笔墨等费用。

皇华书院：

清同治元年()，改经馆义学为粤岑书院，后改名为皇华书院，院址靠县署西壁，平时设坛讲学，每逢县试，用作童生应试场所，故俗称书院文场。进士叶灿章、冯锡瓌、严钦等曾讲学于该院。光绪末年，废科举后改设师范传习所。

永业书院：

清光绪十七年()永业乡陈永波等倡议捐建永业书院于筋竹圩，筹集白银元，并捐集大石仓、黄陵仓、悦善仓的租谷作为建院和办学的基金，二十四年开馆。宣统二年()改办永业高等小学堂。

而说到与书院有关的我们岑溪的历史名人，在这里不得不提下我们岑溪历史上的另一位出名的主持编修过《岑溪县志》的何梦瑶知县大人：

何梦瑶(-年)，字报之，号西池，广东南海人。其"毕业于粤秀书院，初习儒，雍正八年()进士，官至知州(正五品)。其后尝任义宁、阳朔、岑溪（）......"。

清乾隆十五年（），何梦瑶因故辞官返回广东，先后在广州粤秀书院、越华书院主持院务，并著书自娱。

其所著《医碥》一书，论述内科杂病，力陈滥用温补之弊；尚有《妇科良方》、《幼科良方》等著作。

另著有《算迪》一书，述梅氏之学，兼阐《数理精蕴》、《历象考成》之旨。清经学家江籓谓:"近世为此学者，知有法，不知法之所以然;知之者，惟梦瑶也。"

（详见《岑溪明代清代知县名册》一文。）

说完我们岑溪历史上的书院，联想到网络上某种对于古今教育（即读书）的看法，认为其是“熙熙为名而来，攘攘为利而去！”

这真的是很现实的一种看法！确实有其道理！

“名”可为名声、地位、声望、名气、官位、抱负、理想......；“利”可为金钱、利益、关系、统治、管理、更好的生活......。

我们读书是为解决各种问题，为生活，为工作，为出路，为实现自我......古今所有与“教育”有关的朝廷机构、官员、各色助学人、教书人、读书人、民众......谁绕得开这所谓的“名利”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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